“戒台寺首次发现辽代石经板 专家认为，一个千年之谜被揭开，印证戒台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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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戒台寺，专家制作了辽代石板拓本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浦峰经测定，高33厘米、宽61厘米、厚7.5厘米、原板需要1.6米的高度。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的戒台寺，最近发现了刻有佛经的石板，和有名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很相似。

记者昨天访问戒台寺时，这块石板已经被室内保护好了。 石经研究专家经研究认为，该石经属于辽代石刻，与云居寺石经属于同一时代，同时比云居寺小石经板早，可能是小石经板的来源。

据门头沟文旅局称，将保护这块石板。 请文物部门进一步鉴定其价值和等级，在许可的条件下进行展示和传达。

■探访

从千佛阁的地盘出土的

这块经板高33厘米，宽61厘米，厚7.5厘米，两面刻着字，每面都有数百字的经文，被确认为密宗《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卷四部。

今年4月30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明悟在参观戒台寺时发现了放置在院子屋檐下的石板瓦。 石板上部有割伤、磨平的痕迹，形状和文案都很像云居寺石经。 张明悟研究过辽金石刻，推测这部石经意义非凡。 他意识到刻在石板上的复制品是《金光明最胜王经》。 根据排版副本的计算，目前残块一行约12字，上部缺失70余字。 这个完备的石板需要将近160厘米的高度。 石板的两面底部分别刻有《条第六面》和《条第六背》，被证明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石经的第六幅。 全书有4万多字，应该是采用多块这样的大石板才刻出来的。

戒台寺住持妙有法师向记者展示了石板最初被发现的地方。 戒台寺山顶的千佛阁近年来进行了大修理，工作人员在地基施工中挖出了这块石板，被妙有法师观察，转移到正院安置。

“一看，石板上有经文，说有佛经的地方有佛，把它抱起来，准备打扫和保护。 ”。 妙法师推测，这块石板应该在某个时期被损坏，成为建筑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云居寺和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是北京石经研究权威专家，他昨天第一次看石经，佩服: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据罗乌说，写石经在隋唐辽金时代排在首位，从形制上看，有三个证据表明这段石经刻在辽代。 第一，隋唐石经有尺线和网格，用于定位，辽代刻经经验更丰富后，不再需要格线，该石经无格线，与云居寺辽代石经板风格一致。 第二，这块石经板共有26排，云居寺收藏的辽代标准石经板有26至28排，两者非常相似。 第三，该石经的书法风格常见于辽代中晚期碑刻。

根据石经的残留情况，罗炤推测，这块石经板不是收藏在洞里，而是一直保存在殿内。 因为几千年过去了，石经文案清晰，没有自然侵蚀。

解密1

揭开千年之谜，以鞍山为藏经所

房山石经闻名中外，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记录，北京地区的石刻佛经不仅停留在房山云居寺。

云居寺辽代时石刻经《菩萨本生理下》的题记中，列举了当时辽南京(今北京)地区有3处藏石经的地方，云居寺中的一处。 题名为《大便利佛报恩经》七卷，这三卷，共十卷同怫、马鞍山洞已有镌，京西三十里小石子经，卢沟河东垠上”。 该文案清晰地指出，除云居寺外，北京还有两个藏石经的地方，一个是马鞍山洞窟，一个是京西三十里的卢沟河东岸《小石经》所。 但是辽代以后，战乱频发，其他两处藏经所的确切地点不明。

据罗炤介绍，《小石经》通常被认为是首钢园区内的石景山，石景山也称为石经山。 史料记载，石经山孔雀洞埋藏经书，近年来首钢园区内发现《法本行集经》残石，但尺寸和字数均远小于该戒台寺石经，且准确地点尚未考察。

但是，“鞍山洞”在哪里，没有确切的证据。 戒台寺所在地在辽代确实叫鞍山，所以一直被怀疑是藏经所，但没有发现石经。 矗立在戒台寺的两块辽金石碑，都显示“鞍山”出现，表明当时的“鞍山”是戒台寺的所在地。 其中一块石碑上确定写着“燕京鞍山慧聚寺”，慧聚寺是戒台寺的古称。

罗炤说，这次戒台寺石经的发现，北京的三处石经藏经处全部被定位，揭开了千年之谜。

但是，云居寺《菩萨本生理下》的标题记载鞍山洞有《菩萨本生理》，这次发现的经板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证明戒台寺一带可能存在越来越多的石刻经板。

解读2

或者是云居寺万枚小石子经板的来源

关于这个石经的具体年代，罗炤和张明悟根据辽代石经的时代特征，推测为辽代中期或较晚时期。

以辽北京石经的形式经过改革，以大安9年( 1093年)为界，在此之前以大石经板为主，之后开始向小石经板转换。 那一年，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开始继承先辈事业，主持并开创了辽代中晚期石经写作的高潮。

在房山云居寺，大石经板留在石经山的洞窟里，石经地宫里保管着10082块小石子经板。 云居寺的石经文中记载，鞍山洞的石经也由通理大师主持书写，是大石经板。 这可能证明了通理大师在到达云居寺之前，在戒台寺录了几段石经。

罗炤推测，通理大师的思想与刻经行为有关，与戒台寺前辈之一戒台寺高僧法均大师( 1021年-1075年)有关。 通理大师可能是法均大师的弟子或徒孙。

法均大师参与了《契丹藏》的校勘，但后面的小石经板几乎是《契丹藏》一幅一幅的行文风格。 而且从佛学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两位大师的传承。 辽代严禁禅宗，提倡密宗和华严宗，但从法均大师开始，禅宗在辽代慢慢传入日本。 通理大师也信奉禅宗，云居寺石刻上记载着禅宗的偌。

“这块石板与历史文献相反，无论从经文还是佛教思想上都印证了两个大师的关系，也证明了戒台寺和云居寺在历史上的联系，意义重大。 ’罗炤说，云居寺地宫的10082块小石子经板，基本上是从戒台寺传来的。 “正好戒台寺有下议院，在云居寺东南5公里处”。

张明悟也发现，戒台寺辽代经栋《陀罗尼》的版本与房山云居寺石刻《行琳本》一致，与辽代其他地区各不相同，可见两者的影响关系。 由于戒台寺在辽道宗时期成为校勘佛经的中心，这里的佛经应该影响了房山石经的版本。

【应答】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开

门头沟文旅局副局长马骏告诉记者，将保护这块石板，在许可的条件下进行展示和传达。

罗炜认为在辽金时期，北京西山文化主要位于门头沟和房山。 这块石板的发现和价值发掘可以为西山文化带的迅速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证明北京西山文化带不仅有明清文化，也有重要的辽金文化。 辽金是北京建立首都地位的时期，发掘北京西山的辽金文化，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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