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把结构性减税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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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快速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财税改革不断向纵深快速发展，请谈谈我国在财税体制下进行了那些方面的改革。 你得到那些成绩了吗？

高培勇:要对十六大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比较系统的描述，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 在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第20条和第21条系统描绘了财税体制改革的副本。

其中，在税制改革方面，包括: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将各类公司统一税制的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费用型；完全消费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税费，妥善扩大税基；改善个人所得税，、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城市建设税改革，具备条件的，对房地产征收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地在统一取消相关收款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包括:创新条件是实现城乡税制统一，进一步完全转移公共财政体制支付制度；改革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项管理改革的行政事业性收款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 落实平衡机制，建立加强审计监督的预算绩效考核体系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债务比较有效监测的各级人大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对照这些文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一直在深入、持续、稳步地进行。 上述改革项目大多已经完成或已经开始。 即使是没有完成或开始的项目，也已经部署了，或者已经在研究中。

《经济参考报》:去年底中央经济实务会议确定，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加民生行业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结构性减税到底想减少什么样的税呢？ 要减少谁的税金吗？ 减税的规模有多大？ 这些问题自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请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高培勇:首先要说规模，减税如果没有规模，就谈不上扩张效果。 事实上，减税的规模是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实务会议和今年的“两会”上根据需要确定的。 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分解。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国债发行赤字和中央预算稳定调整基金合用一个，今年预计的财政赤字规模一共达到1.07万亿。 这表明政府今年计划“减少多赚钱”。 收入少是减税，支出多是增加支出。 这1.07兆必须用于这两者。

其二，减税与增资之间的分割。 既然1.07兆不是减税用而是增资用，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分割？ 同样，在上述会议上也提到，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推进结构性减税，这就是其中之一。 其二，今年财政支出增长的重点是改善民生。 从上述“重心”和“要点”的表现来看，财政支出在投资和民生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中，明显倾向于结构性减税。 我认为稍微倾斜1.07兆“二一添五”，至少以6千亿元为最低减税规模。

关于结构，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减少的地方应该减少，不应该减少的地方不会动千上万。 目前，关于中国整体税收的结构，我认为有两大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我称之为“价格通道”。 的所有税收按税种划分，18种税种中5种税种占90%以上，其他13种税种占9%以上。 以此为基础，如果将间接税和直接税之间作为一个分割，则可以说直接税的是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的增加只有26%，剩下的74%是间接税。 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首要通过价格通道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即使基于使一个国家的税制比较均衡、比较均匀的想法，也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上。

其二，我称之为“公司出口”。 的所有税收按缴纳者分割，可以看出92%以上的税收来自公司，只有7.94%的税收来自个体。 其中7.94%左右是还在实行6%左右代扣代缴制度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即使是为了使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来源结构比较均匀、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公司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上。

据此认为，结构上的减税必须锁定两个，第一减法间接税、第二减法公司缴纳的税。 如何贯彻呢？ “增值税改革”是包括决策层、公司圈、社会各界在内的高度认可的、基本为前进铺平了道路的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结构性减税措施。 抓住“增值税改革”不放手，是我们可以遵循的将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的基本路径。

为什么？ 既然减少间接税，减少公司支付的税，那么减少增值税是最好的选择。 其一，增值税封顶最大，是当今中国第一大税种，在所有税收收入中占41%的份额，其任何变动，哪怕是微小的变动，都会极大地影响税收收入的全球。 因此，相比之下，以减少增值税或增值税为主，显然是这一轮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几乎唯一选择。 其二，当然需要减少销售税。 但是，营业税的前景已经锁定在向增值税转型上，最晚在“十二五”结束后，将纳入增值税系统。 其三，虽然有人说要减少消费税，但是很多人脑海里想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是两回事。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服务的费用税都是费用税，但那通常是费用税。 中国实施的消费税是一种特殊的消费税，不是对所有服务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后，选择征收部分商品。 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能源、资源消耗相关的商品，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安排相关，不容密切注意。

因此，在三种流转税税种中，唯一可以锁定的是增值税，必须以增值税为减税重点。 目前增值税减税首要通过“增值税改革”实现。 据上海推算，在上海地区，其涉及的减税规模约为100亿元左右。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推算，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改革”涉及的减税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 因此，其实施范围越大，减税的规模效应越大。 所以，抓住现在有利的契机，加快推进“增值税改革”的试点范围，在全国一劳永逸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中之一。

“增值税改革”也应该伴随着“减少率”。 “增值税改革”后，如果其他税种没有相应调整，增值税占所有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一下子上升到55%以上。 这既不利于防范财政收入风险，也不利于税收收入系统的均衡布局。 因此，一方面，鉴于“不扩大额度”是应尽量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鉴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改革”的减税规模效应，有必要实施“增值税改革”，扩大其试点范围，启动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 在目前的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取得减税2000亿元的规模效应。 加上增值税附带的教育费附加、城建税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减税，减税总规模有望达到2500亿元左右。 如果能降低2个百分点的安排，通过降低增值税率可以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 那二。

所以，抓住“增值税改革”不放手，是我们可以遵循的实际降低结构性减税的基本方法。

《经济参考报》:财政部近日公布的8月份财政数据显示，有人对中央财政时隔3年多首次出现负增长表示担忧。 你认为这会影响减税进程吗？

高培勇:减税的诉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结合是个重要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进入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一直在下降。 1~7月，粗略的财政收入增长为1.16 %，加上8月份的数字，跌至10.8 %左右。 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但改变参照系，以今年9%的预算收入增长指标计算，“超额”预算为1.8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方向，只不过是比预算指标的增长滞后了过去的增速。 其影响的最多就是超收入规模的多少，没有动摇今年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今后几个月的财政收入即使继续前8个月的态势，只要按超过预算收入增长指标的1.8个百分点计算，今年可能形成的财政超收入规模，至少在2000亿元左右。 据此，鉴于超收入机动财力的性质，在投入预算的10700亿元财政赤字空之间，考虑到至少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实施的。

因此，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在多个目标的周转中走适合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之间。

(责任:李雨思)